“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 ——新(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与国家命运前景紧密相关的想象贯穿于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之中,当然这种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线索。考虑到科幻小说在构建理想社会形态上与乌托
与国家命运前景紧密相关的想象贯穿于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之中,当然这种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线索。考虑到科幻小说在构建理想社会形态上与乌托邦小说的相似性,许多科幻小说往往被视为乌托邦叙述的成员。无论是以国家想象还是以乌托邦想象来梳理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社会形态在小说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总像高空的气流之于翱翔的飞禽一般重要却又隐形。更多的时候,社会形态隐隐绰绰地潜伏在科幻小说想象的字里行间,似乎理所当然地默默配合着想象开展的需求。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怎样摆弄它都是合适的。
三
科技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多数情况下并未呈现直接而清晰可见的关系,毋宁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牢固而复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骨骼”,“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使骨骼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这“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在内。虽然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体系“使得科学在直接生产应用上的本身就成为科学具有决定性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社会形态的作用力极为巨大。“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任何时空中,组成科学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问题的关键是,科幻小说中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既然有必然的关联,那这种关联是否也有特定的限度?
到了必须以《三体》为例回应“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合法性的时候:《三体》既是中国当代科幻的经典之作,也标示着中国当代科幻想象社会形态的水准。“宇宙社会学”等构想占据了《三体》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长老的二向箔”既能概括《三体》的社会形态想象,也能代表《与吾同在》和《后土记》等一批同样描绘未来社会形态的小说的想象方式。如果能清理“长老的二向箔”症候中存在的问题,那么相关思考对其他科幻作品中的社会形态想象也同样适用。
《三体》的“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独裁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约处于人类奴隶制社会形态中的歌者文明是否可能出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社会形态归结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处在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制度可以迥然不同,而同一社会形态也可以经历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但这并不能推导出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能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包括科技水平在内的生产力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并非随意匹配。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所提供的自由思考、交流便利与经济回报。这不是连艺术、文学和爱都已经绝迹,对内动不动就要大规模连坐屠杀、对外将所有他者文明视为寇仇的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所能具备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验,已经无声而坚定地驳斥关于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科幻想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开放、交流、包容是公认的优选。无论如何,社会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奴隶制或法西斯制从来没有孕育出稳定而长久的高科技文明形态,这或许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奇幻小说的社会学铁律之一。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甚至在《三体》叙事中也无法自洽。令人好奇的是,在残暴严苛的专制统治下,1379号监听员关于“美”和“爱”的种种向往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美”和“爱”是三体人的本性,那三体文明如何能长时间压抑这种本性并在压抑之上发展高科技?自由体制与计划体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科技思想史上的大命题,深入讨论会涉及诸多变量,至少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特定社会形态甚至是民族文化等。它会像一个旋涡般而将许多可能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最终卷入,但如果仅是在与奴隶制和法西斯式社会形态相比较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的确是科技发展的增量。然而,《三体》对科技发展的社会形态依托,又始终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
四
“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想象虽然典型,但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社会想象。郝景芳的《流浪苍穹》、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以及韩松的《地铁》,都有自己的社会形态想象的侧重点。
文章来源:《生产力研究》 网址: http://www.sclyjzz.cn/qikandaodu/2020/0924/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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